2015广西区考申论热点 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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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表现　

        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明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公布的各行业平均工资可测算得出，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现在我国的收入结构是“倒丁字形”，高收入到中等收入者的分布形成一条竖线，而低收入阶层是下面的一条长横线，这种收入分配状况比“金字塔形”还要糟糕。“金字塔形”分布中，中等收入者比我们还多一些，从“金字塔形”转为“橄榄形”，完成起来会更容易些，而现在我们要从“倒丁字形”转为“橄榄形”，任务更加艰巨。

　　二、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有学者指出，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悬殊，已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孵化器”，阻碍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其一，由于高收入者消费需求增长不大，低收入者有心却无力增加消费，消费需求难以发挥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应有作用;其二，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感普遍下降，不满情绪在低收入群体和一些中层、中上层收入群体中升温;其三，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并且容易影响社会风气，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使“一切向钱看”“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思想抬头;其四，分配不公导致激励机制扭曲，使得改革动力下降，社会创新激情不足。北京大学教授蔡志洲认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实现GDP高速增长，国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如今这个目标已实现。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显现。

　　★原因分析

　　一、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偏低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三大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的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体制性弊端是根本原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苏海南认为，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劳动报酬偏低;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

　　二、少数行业、部门和群体依靠资源垄断和特殊身份获取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

　　土地、资源、资本、垄断、身份、腐败等因素在收入分配中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一些行业、部门和群体依靠行政权力、垄断地位、资源独占、人员身份等条件或手段获取大量不公平、不合理、不规范的收入，不仅客观上拉大了贫富差距，阻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而且也在人们心里形成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三、制度性缺失是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及其应对》一文中指出，由于对收入差距的制约机制缺失，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限制了政府发挥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职能。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既缺乏切实可行的监测居民收入的办法，又存在课税方式不合理、免征额过低等问题，导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偏低，其纳税主体也不是高收入者，而是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保障方面仍存在着体系不健全、覆盖面有限等不完善之处。较之发达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在GDP、财政收入中比重偏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依然不健全;城镇部分社会保障仅仅针对特定群体，导致大量劳动者被排除在外;城镇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较大差距。另外，劳动法令执行不力，也使一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使得社会财富底数不清。由此，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成为收入差距不合理的主要根源。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扩大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层次根源。

　　★广西华图对策建议

　　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使全民真正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减少和弱化政府干预是初次分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要加大再分配力度，特别要在社保、医疗、教育等领域对贫困人群、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分税制改革，将不动产税、增值税、消费税等更多地分配给地方，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格局。同时，要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工资指导线制度、薪酬信息调查发布制度、垄断行业薪酬水平调控制度、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等。在初次分配环节，可减少企业营业盈余和政府生产税净额，相应增加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性收入。在二次分配环节，可调整非生产税税制，扩展社会保障范围，增加向居民的经常转移。在政府支出调整环节，增加政府消费中的实物转移，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二、强化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设计更加合理的税制结构，通过多元化、多层次税收缩小收入差距

　　一要适时开征遗产税;二要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模式，对劳动所得、经营所得和财产所得实行综合课税，对资本所得和偶然所得实行分类课税;三要开征社会保障税，将社会保障收支纳入国家预算。

　　三、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生产要素价格，缩小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适当提高收取比例。国企上缴的收益纳入公共财政并用于社会公共福利性支出，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国有企业应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排头兵，应搞好企业内部分配，建立薪酬分配激励约束机制，正确安排企业高管、中层、一般职员和一线工人的薪酬分配关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三个领域非常重要：一是金融领域。我国金融体系仍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主要为大公司和富人提供资金服务。二是财富转移领域。比如国家的资源转移到资源开采企业，造成巨大的分配不公。三是垄断性领域。

　　四、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从根本上确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在《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公众参与》一文中指出，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广泛、持续、有力的公众参与，制定有关市场经济、工会、最低工资、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时，注重发挥协商民主的功效，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凝聚共识，制定出拥有坚实民意基础、比较公正合理的改革方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狄煌认为，应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专项立法，与《集体合同规定》一起纳入劳动关系法律体系。政府部门应放弃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管理办法，尽快实行职工薪酬水平控制和职工薪酬总额预算管理制度，特别是完善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的双重调控管理。

　　五、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全面推行同工同酬和阳光工资制度，逐步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将财政预算公开化和明细化，各项消费中的公私界线就比较容易划分，预算外开支、“三公”消费问题就能较容易解决，从而真正实现收入货币化的改革目标。有专家指出，薪资收入尤其需要体现公平，需彻底打破员工身份界限，全面树立同工同酬理念。公务员应实行职务与级别并行的制度，事业单位要进一步落实绩效工资制度。同时进一步建立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信息手段和行政手段等一揽子的调控体系，更好地打击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

　　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促进财富分配格局的合理化

　　当前，我国劳动者的报酬中相当一部分都缴给了社保，除买房时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外，其他几项都变成了无法支配的收入。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可用于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可支配收入。双管齐下，如此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幅度就会比较明显。

　　七、努力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促进农民合理转移和就业，抑制和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不平衡

　　国家应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支持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充分就业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促进更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加大对低学历、低技能工人的在职培训力度，使劳动者的收入随着职业的改变而相应提高。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是首先要正视的问题。可通过户籍改革推动教育、养老统筹等改革，进而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的体制性障碍。

　　八、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协调发展

　　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同时保护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社会的生存生态，健全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利益均衡机制。一要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二要在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沟通和协商的渠道，特别是要在劳方和资方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谈判机制;三要明确国家充当规则制定者和冲突裁决者的角色;四要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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